阿勒泰地区

此外，随着易学研究群体的平民化与学术团体的形成，论文集这种出版形式自近代开始也逐渐兴起。

其一，孔子开始设帐授徒的时间。《易》非常特殊，无人指点，自学可能比较麻烦，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自学《易》。

为什么说孔子并没有开创六艺传统，而只是遵从了春秋时代国学的传统，汉代至今学者公认孔子开创了六艺传统的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，等等。而乡学、国学教育，文化知识教育已经不再是重点，培养国家治理的官员才是重点，所以需要名师指点。春秋时代称六艺为六经，这是个孤证，可能庄子一派人在引文时，无意之中用后世六经之语称六艺，这类情况在古今文献中案例都很多。孔子被人嘲笑没有师承，说明他很可能并没有上乡学，没有得到名师指点，遑论国学。周天王分封诸侯几百个，乡学自然几百所，而天王的国学只有一所，许多小贵族的嫡出子弟势必难以上国学。

孔子设帐，还因为先有鲁国公卿孟僖子（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），后有齐国公卿高昭子做孔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赞助人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根据这两个条件，尧舜夏商周都不可能出现国学。他总以为：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，我有研究的自由。

另一方面就是文制一方面。因为尊崇维护五伦之教，不会单是自私，单是利用。祀孔且不说，关于读经，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，亦当设法从文制上着眼，如何措施来实现它。如果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，认识到立国之本，出之以「谋国以忠」的态度，则学人研究虽可自由，而普遍读经不必废除。

那么你为甚么一定要推一个孔子出来呢？为甚么一定要尊崇儒教呢？在我自己的研究自由上，我反对。知识分子总站在自己的意识自觉中说话，动不动讲重新估价，自己来重新认识衡量古圣先贤，这是中了浅薄的理知主义之毒，是顶无见识的表示。

纵使退一步，大学废除，中小学亦当有个办法（这不是关乎懂不懂的问题。反对者我已明其不知儒学含有文制之意义。）再退一步，纵使整个学校废除读经，政府以及有识之士，立于国家之立场，也当该认识儒学文制的意义而有一个尊孔护持的办法，这才是谋国以忠，顾及千秋万世的用心。注重文化制度的人，还是认为这种狂气有流弊。

但他究竟还是在这些文制中显精采，这种显精采究竟也不是德的成熟境界。文制有普遍性与一般性，这是从社会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来作想。后来经过孟子道性善，顺仁义而直指本心，直向上透，遂开儒学高远理境之门。这不能成为废除的理由。

可是当时领导社会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却只是拿「个人的思想理论」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，以诸子百家的态度来看儒家及孔子，遂轻轻把含有文制意义的儒学，维持华族生命已经数千年的忠信观念，一笔勾销了。一个民族尊崇他的圣人是应该的。

现在我说明两点：儒家学术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，是否可成为文制？一个民族，一个社会，总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上，文制是否必需？儒学，或者说，四书五经所代表的学术意义，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？是否可以成为文制？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，关键是在：是否一切学术都可以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？或者说，我们是否可以拿个人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？以前的人对于经子总有一个分别。耶稣教不能移植到中国的民族性里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（理由我这里不必说），我们还得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圣人来建立文制，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。

此真历史家所应大书而特书者。政府代表民族国家，从文制上来尊崇也是应该的：既是它的权利，也是它的义务。在他自明自了的过程中，也可以不注意这些粗末的文制。所以文制总有它客观意义与客观价值，以及其文化上的意义与文化上的价值。因为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的生活方式，所必共由之道。他们不出来争著作教主。

我宁愿颠连困苦甚至牺牲性命，我也不愿委曲自己。这就是今日知识分子的无器识处。

同样，尔爱其懂，我爱其习。我以上所说的三层，都是研究学问的知识分子所可持以否认文制的根据的。

但是你须知他的呵佛骂祖，无天无圣，完全是指他自己的修证言伟大的宗教与科学，都是在其一往直前的纯粹性与超绝性上所成就的。

西方文化在社会财富基盘之上，依然可以保证文化之纯粹性、超绝性，而不致受现实政治利害的限制。中国的传统，没有这种隔离性可资反对。后来带着学生到城墙上去讲红学，一般青年才真正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的鸿沟，而为之一时风动了。假定它的历史中有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，我想苏联总会把它捧到伊凡以上去吧。

有的则系原始精神之再发现，如路德宗教改革，特求之于《圣经》的直率的语言。即是，因此而我们失掉了使用若干中世纪的原理的权力。

其次，过去的经，是代表学问的整体。照这种说法，岂特中国的经不宜读，中国今日可读的，恐怕只有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来编的报纸杂志了。

于是我们社会新的秩序，到底以何种势力为骨干，向何种方向去形成，都令人捉摸不定。更没有人拿礼教去打自然科学。

于是这一反，便直接反到经的本身，反到传统的根荄，等于要连根拔起。集大成的孔孟，都要传食于诸侯，靠政治关系吃饭。因其所叙述之具体事件不合于今，而不考察其具体事件所代表之精神如何，即断定经为不应读，此种肤浅之见，也很难成立。连苏联把文化的阶级性说得这样死硬，但现在连恐怖伊凡也拿出来了。

老实讲，连根拔起的反传统，是会反得两头落空的。中国的经，不能说都是常道。

首先，以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，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文化，它本身不似宗教之与人间，存在一种隔离性。在胡先生两大战略中，只看出他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先天憎恶之情，希望在他的实证的考证事业中将主干和根拔起。

宋儒及明中叶以后一部分士人，渐意识到文化的社会性，而不把朝廷视为文化的函数，故儒学得到新的发展。附记：本文所说的经，是以十三经为范围的。